人治與法治

一九八三年五月，我護送八匹退役馬從香港經水路往馬尼拉。當年菲律賓仍是由馬可斯掌權，而馬主正是馬可斯的政治盟友。

貨輪安抵馬尼拉後，我辦妥交接手續。馬主於當晚在酒店的餐廳設宴慰勞我。第二天一早，他的助手帶我四處觀光，沿途有兩名保鏢拱衛，連司機都有佩槍。我好生奇怪。我是誰，竟然勞師動眾？那助手說這是基於保安理由，因為我是他們的貴賓。我卻揣測這位馬主雖然有財有勢，但始終有政敵，他恐防有人誤中副車。

吃完午飯，那助手送我到機場，跟着打了一通電話，全隊人便撤離了。我拖着隨身行李，準備登機，卻在出入境管理局給卡住了，原因是我的護照沒有香港的出境記錄，也沒有馬尼拉的入境記錄，負責的官員懷疑我偷渡，於是帶我往另一個房間由他的上司繼續盤問。這時距離飛機起飛只有二十分鐘。我向那主管解釋，我四日前在香港葵涌貨櫃碼頭和八匹馬一起登船，因此沒有辦出入境手續。我向他出示馬會職員證，還將馬主給我的名片放在他面前，說：「你可以直接打電話給這位先生核實、查證。」他捧着名片端詳了一分鐘，表情又敬又畏，最後在我的護照上蓋印放行。我拖着行李跑往登機處。過海關的時候，我主動將行李放到枱上，打開，務求要快。一位女關員慢條斯理東翻翻西按按，見有幾包 Tempo 紙巾，竟說：「我可以要一包嗎？」我不假思索便說：「全是你的。」這才趕得及在機倉關上門之前登機。

在一個人治的國家，有特權的確很過癮。我可以受到特殊保護，也可以享受非常待遇。不過，我更有機會遭一個小小的關員留難，甚至搶掠。